占领江南之后，朱元璋还在江浙、江西等地实行粮长制度。每万担左右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并且委派田粮最多的富户担任粮长。为了让他们能够忠诚地效力于朝廷，朝廷还给了他们许多优待，即使犯了死罪也只打一顿板子了事。

严惩恶霸

可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味地宽容，得到的结果却是使不少人成了为害一方的恶霸。朱元璋决定严惩这些恶霸，恶行一经查出就会立即杀头。那是在洪武元年，一次就杀了一百六十多个粮长。

金华有个姓匡的首富粮长，曾经口出狂言，说道：“皇帝征粮百万，都不如我一个田庄的收入。”这话被朱元璋知道后，暗暗记在了心里。当这个匡粮长解粮进京时，朱元璋不露声息地问道：“匡粮长，你解的粮食在哪儿?”

首富答道：“霎时便到。”

朱元璋问道：“杀时——就到了吗?”

这个匡粮长并没听出话里暗藏的杀机，他爽快地回答道：“是的，霎时就到了。”

“那好，给我推出去杀了！”等到匡粮长醒悟过来，他早已经人头落地了。匡粮长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四散逃亡，财产也被人抢劫一空了。从此，曾经闻名一方的大富翁匡粮长，眨眼间便化为乌有了。

此外，苏州首富沈万三一家的遭遇，也是同样的悲惨无比。沈万三兄弟多年来一直在海外做买卖，堪称苏州的首富。沈万三害怕朱元璋的屠刀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于是，他千方百计地献钱纳贡，梦想着可以用钱财来买到一世的平安。

为了讨好朱元璋，沈万三进献了一个聚宝盆，并表示可以承担京城城墙三分之一的修筑费用，同时，他还可以捐资犒赏部队。朱元璋早就对沈万三支持张士诚心怀恨意，现在见他如此夸富，便想借故杀掉他，便说道：“你竟然口出狂言，要犒赏天子的部队，一定是个犯上的乱民，罪当杀头。”

马皇后认为，人家送礼出钱，并没有犯死罪的道理，于是便劝说朱元璋。朱元璋觉得马皇后说得有道理，便下令赦免了沈万三的死罪，但是，全家被发配到云南充军。而沈万三所献的那个聚宝盆，则被埋到了城门下边，作为镇门之宝。最后，朱元璋还将原来的城门改名为“聚宝门”。

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对富户进行打击、迁徙甚至杀戮，这与他的贫寒出身也是有着直接联系的，正是这种仇富情结与他性格上固有的残忍联系到一起，才酿出了那么多不忍卒睹的惨剧。

减免赋税 鼓励种植经济作物

本来想为穷人争地权、谋福利的朱元璋，没想到富户的田产被收没入官的同时，佃农也成了无田可种的赤贫。他只得赶快分给他们一块土地，并号召他们广种桑麻、学种棉花，以做到衣食自足。

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朱元璋还采取了重农措施。朱元璋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他同意刘基的“生息之道在于宽仁”的主张，而宽仁必施以实惠，“宽仁必当阜民之财”，对待生产劳动者必须宽厚仁义。朱元璋认为“养民者，必务其本”，就像“种树者，必培其根”是一样的道理。

首先要兑现的是宽赋。明廷实行宽赋，对一些地区少征赋、缓征赋。洪武初年的田赋较轻，当时田赋分“夏税”和“秋税”，缴纳以米、麦为主，丝绢和纱次之。

当时的苏州、松州、嘉兴、湖州等地赋税过重，朱元璋下令减租去一半，以后又减租一次，最后，原亩租税七斗五升，全部定格在三斗五升。但遇有严重灾难的地区，仅是宽赋也是不能体现生息之道的，于是朱元璋又实行了免除赋税的仁政。

此外，朱元璋还鼓励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他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为手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不仅使生产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形成了几个产棉区和松江等生产棉布的中心。后来，经过大力推广，经济作物在全国的栽种上成了热点，特别是种植棉花，不仅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国家在财政收入上也有了很好的收益。

明初，除松江地区外，杭州也成了棉纺织业的中心，也为棉花的种植提供了市场。很快，棉花的种植就被推广到了北方。于是形成了南北呼应，北方供应棉花，南方生产棉布的局面，从而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

朱元璋也以棉布、棉花为供应军队的主要物资，而且还用棉布及其制品作为奖赏。过去百姓视为珍贵的棉布，到了此时已成为寻常的物品了。昔日平民多穿麻织衣服，富人穿绫罗绸缎，冬穿裘皮、丝棉。而棉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衣着，平民百姓也可身着既暖和又美观的棉织衣服。

在江南一带，东南各省的蚕丝和丝织业也发展了起来，生丝和织品的产量远远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也有所进步，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在苏州、杭州、湖州、松江、常州一带形成了丝织业的中心，同时，也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了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的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兴修水利

在对农业进行恢复发展的同时，朱元璋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并且把它视为实施“安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但是实际上明初时的治河工程一时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黄河不加治理，实在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为了灌溉农田，便利漕运和防止旱涝，朱元璋曾下诏令，如遇有此事，应该积极行事。后来，朱元璋曾多次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利工程。

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须及时奏报，否则加以处罚。到1395年，全国共开塘堰40987处，疏通河流4162道，陂渠堤岸5048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朱元璋很重视平时对水利设施的养护，他规定：凡盗决河防、圩岸、陂塘者，均受重刑。对提调官吏和在任的官员明确规定，不修河防堤岸或修而失时者，也要受处罚。

朱元璋当皇帝期间对修河筑堰工程的广泛推广，一方面扩大了灌溉面积，另一方面使大批被洪水、海潮淹没的土地变为良田和可耕之地这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各种措施的实施，不仅稳定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明王朝的政权，而且还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从而也大大地提高了朱元璋的气势和威望。